「那孩子跟我說,他想要自殺,但他沒有辦法跟校內的老師講」,在接到自閉症孩子悠悠(化名)的訊息時,Judy早已不是他的特教班老師,因為在悠悠升上國三那年,學校突然開不出特教代理的職缺,儘管想過能把悠悠帶到畢業,但身為代理教師,本來也就隨時得做好離開的心理準備。
法務部公告今年共開出6個檢察長職缺之後,負責提名的檢審會列出12位入圍人選,其中由全國檢察官投票產出,也就是9位民選檢審委員於13日召開會前會,自有意願遴任檢察長的21位候選人中,自行選出12位建議名單,經過7個半小時,10輪討論和投票表決後結果出爐,14日向正式檢審會(17名委員)推薦入圍名單。全國檢察長人事異動21日出爐,遴選過程中引發熱議,各種「內定」、「過度拉票」的流言不斷。
而去年九合一選舉前,起訴宜蘭縣長林姿妙的前廉政署長、金門高分檢檢察長鄭銘謙接手台北地檢署。各種黑函、拉票的相關流言不斷。由於民選委員人數比例超過檢審會二分之一,其餘8名官派委員通常會尊重民選委員的建議名單。因為,法務部長只能在檢審會提出的職缺兩倍名單中圈選。並批評法務部主事者欠缺對司法獨立的尊重,經常落入政治力操弄個案的口實。
在官派和民選委員4月21日召開正式檢審會前,蔡清祥第二度到場澄清,不過名單出爐後仍有不少爭議。法務部長蔡清祥在民選委員4月13日召開「會前會」討論時,向民選委員嚴正否認他有「口袋名單」。2021年 1月12日,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出現群聚感染,指揮中心執行部桃醫院清空計畫。
4月20日,中華航空2名貨機機組員確診,隨後感染擴大,防疫旅館桃園諾富特機場飯店發生群聚感染事件。中國面臨聲譽、經濟雙重損失的打擊。然因確診者眾多而大缺貨,黑市喊價高達5000元喬・吉尼托(Joel Guinto)在新加坡參與報導 本文經《BBC News 中文》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延伸閱讀 AI女團走進韓國K-pop流行樂壇:不用擔心身材走樣和精神健康,但它們也可以比人類更人類 具荷拉離世——生前患抑鬱症的她經歷了怎樣的煎熬?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
」 而被該國活躍的社群媒體所成倍擴大的粉絲狂熱,有時候會成為一把雙刃劍。「K-pop明星有多一些控制權,在於他們不像以前那麼被控制,」施瓦茨說,「事情有所改變,但是我不會說它一定變好了。
「超級粉絲對這些偶像是那麼著迷,這就像一個惡性循環,被放在顯微鏡下,還要有上佳的表現。這位25歲的韓國男子演唱組合「ASTRO」成員是一名歌手、演員及模特。韓國最大的搜索引擎NAVER在2020年關閉其娛樂新聞欄目下的評論欄,承認娛樂界已經變得很有潛在的毒性。這是韓國娛樂產業接連出現的一系列年輕藝人猝逝事件當中的最新一起。
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她的摯友、同為K-pop明星的具荷拉(Goo Hara)則在一個月後被發現死於家中。酒駕在韓國被認為是公眾人物可以犯下的最糟糕罪行之一,這在那裡可以終結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但是一些人仍然看不到有任何因素會在短期內推動發生根本轉變。
多家經紀公司也為受訓藝人和名人準備了心理療程。22歲的著名演員金賽綸在酒醉後撞壞自己的車,就遭受公眾巨大的反響。
雖然近年有一些K-pop明星勝訴並從不合理合約當中脫身的案例,但是施瓦茨認為,兩方的關係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 污名 內部人士還指出,做一個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名人可能是極度艱難的事。
Photo Credit: Getty Images / BBC News 文彬(右)是男子組合ASTRO的成員. 韓國流行音樂(K-pop)明星文彬(Moonbin)的死亡震驚了全世界的樂迷——也再次將這些演藝人員所面對的壓力擺到聚光燈下。頂尖女團「Twice」的成員定延(Jeongyeon)自從2020年起已經因為精神健康和頸脖傷患等問題休停四次。在經過多輪緊張激烈的篩選之後,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學徒能夠踏上舞台。「K-pop是自成一格的東西,所有人都想要令K-pop偶像更好。對於年輕韓國人來說,演藝人是極度受歡迎的職業。但是你要怎麼做?」施瓦茨說。
」 業界有意識到他們的明星所受到的精神健康壓力,而一些K-pop偶像也在談論因為健康原因而放長假。本月較早前,26歲的演員鄭採律(Jung Chae-yull)被發現陳屍家中。
「如果一個明星的行為與人們所認為的『正派』相比有些許偏差,公眾就會攻擊他們。」 一旦出道,這些藝人就不僅被自己的粉絲密切監視,也是被整個社會關注。
這些事件並不是每一起都被列為自殺,但是文彬的離世再度引發了外界對於競爭極度激烈的韓國演藝界的審視。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曾經很普遍的情況是,新進藝人會被所謂的奴隸合約捆綁——這是一種長期的獨家協議,令他們對自己的時間表或者經濟報酬沒什麼控制。他是在與另一名「ASTRO」成員尹產賀(Sanha)的二人世界巡演期間忽然離世。而之後等待他們的,是一個明星已經多如牛毛的行業。雖然確切的死因仍在調查中,但警方表示過文彬「似乎是自行了結自己的性命」。
而據《告示牌》(Billboard)雜誌的駐亞洲記者羅伯・施瓦茨(Rob Schwartz)所說,在韓國做一個明星,意味著要承受比歐美流行明星要大得多的壓力。要想成為K-pop明星,大多數人都需要經歷磨人的培訓期,這意味著他們將會很大程度上與朋友及同儕斷絕聯繫,而這可能持續多年。
「就像裸奔一樣,」他說,「他們會說『我以為這個人有病呢,你說,他怎麼上台表演了?』他們明顯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的妹妹文秀雅(Moon Sua)也是女團「Billlie」的成員,她出道前經過了12年的凖備。
韓國教育部在2021年所做的調查顯示,演員、模特和歌手都位於小學生夢想職業的前10位。以文彬為例,雖然年僅11歲時就已經是風靡全亞洲的韓劇《花樣男子》(Boys Over Flowers)裡的童星,但是他仍然要經過8年的訓練,才作為偶像組合「ASTRO」的成員出道。
施瓦茨指出,藝人經紀公司的控制和粉絲文化是韓星面臨巨大壓力的兩大源頭。文彬則在2019和2020年以健康理由休停。「相比起其他國家,韓國對於名人有非常嚴苛的道德標凖,」韓國流行文化評論家河宰建(Ha Jae-kun)說。「他們關注一舉一動,他們對他們的髮型仔細點評,」施瓦茨說,「他們把這些人放在顯微鏡下去看,簡直瘋了。
成為K-pop偶像的艱辛路途 韓國素以超高強度的競爭文化著稱,而這裡也有發達國家當中最高的年輕人自殺率。女子組合「f(x)」的前成員雪莉(Sulli)則是在25歲之齡遭受長時間網絡欺凌之後於2019年離世。
在一個階層差異長期是討論議題的國家,作為公眾人物意味著公眾對你有更高的標凖。」 具酉娜(Yuna Ku)是首爾的《BBC》韓語部記者。
而由於一種強大的集體主義所帶來的高度社會壓力,一個明星對這種攻擊是很難忽略的。27歲的演員劉珠恩(Yoo Joo-eun)則死於去(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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